我们学校的前身是1949年建立的中央税务学校，我就是中央税务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建国初期，全国的解放战争解放了许多新的城市，然而当时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比较困难，经济来源主要靠税收。为了培养税收干部，中央决定办一所税务学校。实际上，这所学校在建国以前就开始筹备创办了，那时候可能叫华北税务学校。之所以叫华北税务学校，是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党在华北地区有一个华北人民政府，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创办了这个学校，因此名称也就与华北有关了。这所学校既没有挂牌子，也没有招生，因为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有了我们的中央政府，随之成立了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我们学校也就改名为中央税务学校了。

中央税务学校是在1949年初开始筹备的。二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就彻底解放了，解放之后就开始筹办这所学校。所谓筹备工作主要是筹备房子，到1949年11月时，学校正式成立了，我是这个学校的第一批学员。中央税务学校的第一批学员主要是华北大学的学生。华北大学是解放区的学校，华北大学的学生毕业之后基本上由四个方向：一是南下；二是到军队里去；三是进入人民大学；四就是进入中央税务学校。那时，华北大学四百名学生集体到这个学校来，成为了中央税务学校的第一批学员，第一批学员还有极少的一部分是税务干部，后来他们就是全国税务部门的在职干部了。

中央税务学校开学后，一共办了五期（这里所谓“期”都很短）。一开始我们在华北税务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中央税务学校主要是学习业务。那个时期各个地区都需要税务干部，税务总局开各区税务局长会议的时候，华北区，东北区，华南区等等这些地区的税务局长都到学校号召学生毕业后到他们那里去。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们只学习了三个月：1949年11月入学，1950年2月就毕业了。后来学制就延长了，并且在社会上招收高中毕业生，一共办了五期，学制为一年。

因为中央税务学校是专科性质的学校，1951年，财政部又决定筹备中央财政学院，建一所高等学校。这一次的筹备活动中，房子的问题仍然是重中之重。中央财政学院的校舍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而中央税务学校的是在西城区西皇城根22号（现在的西皇城根南街45号），中央财政学院也是在那地方开始筹备的。新建的地方是作为中央财政学院校舍，这个地方1951年奠基，1953年才初步建成。1952年暑假的时候，中央决定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把中央财政学院、中央税务学校，和原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高校的财经系合并，成立了一所学校，命名为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就把一部分教职工安排到了人民大学，一部分安排到了财政部。财政部就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校址就是现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所在地，当时有四栋宿舍楼。那个时候的建筑思想还是四合院的想法，以我们升旗的那个地方为中心，东西南北四个二层楼组成一个四合院。那个时候的四合院很大，布置得也很漂亮。1953年，北京日报拍了一张照片，暑假的时候，登在了北京日报上，全版，特别漂亮。但校舍还不是我们一家用，当时和人民大学一家一半，一家两个楼。后来人民大学成立的时候，财政部给我们建了两栋楼，我们就拥有了全部的四合院，也就是现在的校址。实际上，中央财经学院的校舍有两部分；一部分在东城区南河沿大街，对着北大的红楼，现在叫南河沿大街19号，现在还在，但已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另一部分校舍是西皇城根据地22号，那个地方作为中央财经学院的分部，专科在那上课，后来西皇城根据地22号也撤了，我们就交给国务院事务管理局了，现在那里已经成为了国务院宿舍。

1953年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成立以后就是干校时期了，任务是培养、提高在职干部，就是县财政局长以上的财政干部。学制也是一年，办了有十多期，培养的学生也不少。1953年到1960年这一段时间，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主要培养在职干部，这也奠定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成立的基础。因为建国初期许多学校都把苏联的教材搬到中国来，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很多教材都是自己编的。1953年的时候，陈云同志提出要编写我们自己的教材。从那以后，在这个精神指导下，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老师们开始编写各种教材，这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8年，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和银行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这个学校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两家领导，日常工作有财政部管，大事情则由两家商量。

在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的基础上，1960年成立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其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成立也一个偶然。1960年年初，大概是1月10日左右，中央财贸政治部召开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总结1958年以来我国大跃进、公社化以来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姚依林同志是中央财贸政治部的主任，他在这个会上提出：为了加强财政金融工作需要成立一所财政金融方面的高等学校。秦穆伯同志参加了会议，他回来的时候就找我，说姚依林同志要成立一个财政金融方面的高等学校，我们争取办这所学校，让我起草一个报告。当时我是党委办公室秘书，就连夜起草了一个报告，报告不长，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问题的。一方面从大局来讲，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一所财政金融方面的高等学校，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性，我们从教师、校舍等方面，都具备办高等学校的条件。就是说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不需要国家大量投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学校建起来了。第二天我把这个报告给了秦穆伯同志，他就召开了党委会，讨论这个报告，当天就把这个报告送出去了。没想到送出去，两周之后中央财贸政治部就批下来了。1960年1月23日，财政部通知学校这个文件就正式下来了。但批下来之后就遇到一个问题：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不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要招生，就得给教育部打报告。教育部说1960年的招生计划都已经下达了，不可能再给我们扩招。当时的计划性非常强，计划就是命令。后来经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同意，我们在内部招就是在财政系统和全国的金融系统招生，不在社会上招生。我们就在全国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招收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第一期的学生。当时规定的条件就是三十岁以内，高中文化程度，不经过考试。但学生们的高中文化程度也不一致，有少数同志没有高中毕业，但是都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当时在全国招收了60个人，分两个班：财政和金融。财政班39人，金融班21个人。招生工作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成立之后的主要工作。1961年，是全国经济困难时期，当时中央决定精简城市人口两千万，学校也就不能再招生了。最后，中央决定1961年暂不招生。当时，有的同志说“下马了”，实际上并不是下马，只是暂时停止招生。学校保留1 960年我们招收的这部分学生，培养四年到毕业，另外还保留了中央财政干部学校这个牌子。实际上，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牌子也没有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叫下马，但是当时教职员工大量地精简了，要支援边疆去，所以那个时候一批同志去了新疆、青海、宁夏。最后，包括炊事员在内的学校人员只剩130多人，但是我们把教学方面的骨干都保留下来了，这些同志是后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展的基础。那个时候学校除了60班（当时没分系了，一个财政班，一个金融班，我们叫它60班），还有一个外汇班。外汇班是1960年中国人民银行向教育部要了一个班的名额，专门培养外汇人才，所以这一部分学生是经过高考并由教育部批的，预留的。中央财政学院成立以后，这一部分学生就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来学习了，叫做外汇班。定的学制是四年，后来因为银行等部门需要外汇干部，三年以后就毕业分配工作了。实际上学校不止三个班，还有培训班、干训班、国防财务班。但1960年财政金融干部学校正值吃不饱的时期，最后实在没办法，这些班的学员没有学完就回去了。

1962年，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好转，教育部同意了我们的招生计划，学校开始在全国招生。从62年开始学校每年都正常招生，62年招了三百多，63年招了四百多，65年招了五百多，四届学生将近两干人，达到了学校设计的两千人的办学规模。困难时期刚过，1964年开始好转，人民银行就决定从行长基金里拨一部分钱给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当时，用这笔钱建了三栋宿舍楼，就是现在的1、2、3号楼。这三栋楼是1965年开始建的，1966年建成，原来的旧办公楼也改成了学生宿舍。另外，学校还准备再建一个图书馆，一个留学生楼。地基都挖好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停建了，地基也被毁了。从学校的发展来说，从1960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期是学校发展比较好、比较快的时期。在教材建设、教师培养、学生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过去的62级、63级、64级的学生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是我们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当然，当时干校培养的在职干部，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打下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学校停课了。1969年，根据林彪的一号令，进行战备疏散：学校全部教职工加上学生(65级)都到河南的淮滨县去了。那个时候整个学校的人员都下放了，学生都走了，校舍也都腾出来了。北京市一轻局向国务院报告要这个校舍，李先念同志就批准把这个校舍给了烟厂。后来这所学校就撤销了，可能是在1970年开的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决定的。毛主席那个时候说理工科还是可以办的，那意思就是文科不需要办了，当时的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灾区，再加上四人帮占了上风，所以在那次会议上就定下来了，撤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1971年教职工就开始疏散，第一批被派遣到了辽宁财经学院，我是第二批被派遣的，1972年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学校也就彻底解散了。实际上学校真正下马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次，其他几次都是过渡阶段，中央财经学院到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到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还是逐步发展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财政部就考虑恢复学校。1978年初财政部向国务院写了报告，要求恢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有十几位副总理都划圈了，批的文件上说，在原址复校。然而批准复校以后，学校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最困难的就是校舍的问题。国务院批的是在原址恢复，这样烟厂就得搬家，得把校舍腾出来。复校的这个阶段是我经历的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当时只有一间房子，在友谊楼（现在的校医院）的二层，一部电话，既没教师，又没校舍。学校一方面要求烟厂归还校舍，另一方面还必招生。因为有了学生才又学校，所以即便当时情况再困难，学校仍然决定招生。七八年暑期学校就开始招生了：没有宿舍，就在北京招；没有教室，就在四合院里建一些临时的木板房当时的学生、教职工都非常困难。后来财政部报请中央批了二百人的进京名额，这样就调了一些教师进来。但那个时候仍然非常困准：从辽宁财经学院调回来的教师都没地方住，只能在周围农民那里租房子很多同志就住在澡堂子里面。就这样持续了八年后来烟厂给了一些资金又建了一些房子，建了4、5号楼，再后来又建了6号楼，这样才有了住的地方，困难慢慢克服了，学校也慢慢发展起来。当时学校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烟厂搬家，还有财院新建。有一部分同志认为新建校舍肯那个更好一些，但是多数同志认为新建校舍就没有了根据地。那个时候新建校舍和现在新建沙河校区可不一样，当时如果另建校舍就等于放弃了原来的校舍，烟厂也不用搬了。但是新校舍在什么地方建，在建设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是很难预料的。复校以后戎子和是校长，主持工作的校长是赵秀山，还有副校长姜明远，这几位领导人为了学校的校舍问题伤透了脑筋。最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篇文章，都指出烟厂应该搬家，教育应该发展，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应该在原地恢复。新华社写了一个内参给中央，当时中央主持工作的是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看了这个报告之后就批了，从这之后，烟厂才说同意搬家。81年批的文件，到1986年延长才彻底搬走。抗战八年，我们的校舍也要了八年。八年时间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发展：校舍没有规模就不能扩大，教师的培养等各方面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现在看来，坚持在原址复校还是上策，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说法的，但如今都已经成为了历史。1986年烟厂彻底搬走以后，学校重新得以恢复。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炳乾同志，对财政学院的校舍问题也非常重视，当时他亲自批了一笔钱，改善学校的校舍。这样，我们学校才开始迈入了发展的行列，并且一直发展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