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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拖·中季伦·莫洛哈拉

——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国家三个不同区域村落的百姓日常生活

历时长达二十余年,摄影家李杰无数次奔赴中国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的大凉山腹地,最终以一个结构完整,内容丰富驳杂的纪实性影像专题——包括十余万字的文献资料和拍摄手记,完成了对彝人聚居的高寒山区布拖(Butuo)一带自然生态以及族群生存状态的整体描述。其中内容,广涉此地独特的地理气候景观、彝人的体质特征、村落形态、生产及物资交易方式、日常生活习俗、教育与医疗状况、独特的婚丧格局以及具有原始宗教意味的各类仪式,等等。

《布拖》之后,他又选择了亚洲地区另外两个国家的两个平民聚居部落进行长时间的影像采集与跟踪调查:地处柬埔寨暹粒(Siea ReapCambodia)附近一个季节湖畔的半流动性人口聚居的部落中季伦(Chung khneas),和地处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东南数公里的莫洛哈拉(Manohara)河畔的一个无名的流浪贫民聚居部落。他将这不同国家的三个场域和部落,看作是自己进行田野作业和社区比对研究的抽样标本。通过展开与《布拖》同样细致复杂的影像采集与深度探究,三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承、不同海拔高度和自然生态、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不同人种归属的人群部落,在摄影家最终的关注焦点上达成了一致:它们都远在所谓的主流社会视野之外,甚至几近被他人遗忘;那里聚居的人群维持着人类最低的生活水平,有着非常相似的生活状态。在人们热衷于讨论的所谓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在政客们一再夸耀的所谓经济持续发展与财富增长的谎言飞沫里,甚至在我们一直奢谈的什么“平等”、“人文关怀”等等美好词语,耽溺于“天下一家人”、“让世界充满爱”等等虚假的想象与无边幻觉之时,这些遍布全球各个地区贫弱无告的人群,通过李杰这样直截了当的影像,残酷地站到了我们面前。

李杰的纪实摄影实践,集合和显现出当代中国纪实摄影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延伸:比如对纪实性影像早期那种过度艺术化想象与视觉特征的摆脱,转而对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予以特别的关注;比如援引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方法,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对一个话题进行长时间的关注与持续系统的影像表达;比如注重文献及现实信息的采集整理;比如开始弱化影像的独立叙事性格,开始注重结构性地看待和使用影像资料,以对他所关注的话题作出尽可能理性和深入的表达,等等。

但李杰他将三个国家三个不同的人群聚居部落纳入到一个可资比对研究的关系当中来,这种更为宽阔的观察视野,是当代中国纪实摄影家所欠缺的。尽管我们很早就从许多国外摄影家的纪实摄影作品当中看到这种超越国家和地区的观察眼界,尽管当代许多摄影家早已具有这样跨越国家和地区进行拍摄的经济能力,但迄今为止,很少中国摄影家在自己的影像实践当中体现出这样一种眼界。这样的视野显现的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摄影家如何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超越自身所在族群那种单一局部的生命经验,对人类一种普遍化的存在现实作出一种更为复杂的观察,而这样的观察视域,有可能为我们打开更多的思考向度。

李杰这一文本秉承了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家关注底层民众生存现实的道德立场,但却已经摆脱了那种通过影像的刻意选择和大规模集合,以凸显弱势群体一种非常态化的苦难处境的强制姿态。我们看到,早期大多数中国纪实摄影家的影像采集,无不有意地对低层民众生活中极端贫弱苦难的一面进行强化、放大,这让那些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在影像当中变成一种“非我族类”,他们的生存现实成为一种非常态化的奇观,这也让我们对这类影像的观看变成了一种合谋的集体猎奇和窥视。但在李杰的比对观察当中,这三个亚洲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聚居部落乃是三个恒常性的个案,这样的部落和贫弱人群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而这样困窘的生存样态只是一种非常日常性的状态,这就是他们的现实,而不是一种奇观。换一种说法就是,贫困乃是人类一种普遍的现实,你不能像政客们那样居心叵测地去回避,也不必像许多纪实摄影家那样去刻意地强调。作为一个有良知、有眼界、冷静而理性的摄影家,我们要做的是能够直面这样的现实,观察它,通过影像语言尽可能正常化地显现它的真实状态,进而表达出我们理性的思考和态度。这是李杰在这样一个比对性文本当中显露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讯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纪实摄影在当代中国的一种理性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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